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宣称要学习前辈沃尔克，坚定不移反通胀，但其行为更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伯恩斯。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宫，更增添了美联储抗通胀之路的不确定性。
继9月份首次降息后，11月份美联储如期再次降息25个基点。这低于上次超常规降息50个基点的幅度，却是在美国经济金融没有出现大问题情况下的连续降息。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宣称要学习前辈沃尔克，坚定不移反通胀，但其行为更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伯恩斯。尤其是特朗普重返白宫，更增添了美联储抗通胀之路的不确定性。
伯恩斯的走走停停令美国经济深陷滞胀
若将美国1966年3月至1982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与2013年9月以来的CPI通胀放在一起，会发现二者走势高度相似（见图1）。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身陷经济停滞伴随着滞胀泥潭，正是因为伯恩斯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反通胀问题上“走走停停”，最终让通胀变得不可收拾。
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实施新经济政策，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承诺将通胀控制在2%~3%。但因通胀失控，尼克松不得不实施工资和价格管控。到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时，CPI通胀高达10.9%，较他1969年1月入主白宫时高出6.5个百分点，失业率由3.4%升至5.5%（见图2）。
伯恩斯1970年2月至1978年3月担任美联储主席。他曾在1968年大选期间担任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尼克松当选后两次任命他担任美联储主席。这种关系对伯恩斯任内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重大影响。
彼时，美联储货币调控以数量型目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为主。1970年2月至1971年7月（尼克松新政前夕），美国M1同比增速由2.9%升至7.5%，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由8.5%降至5.5%（低至1970年12月的3.0%）。尽管尼克松新政承诺的通胀目标一直未能兑现，但1971年8月至1974年8月（尼克松被弹劾下台），M1增速平均为6.7%，CPI通胀平均为5.9%，且自1974年2月起达到两位数（持续到1975年4月）（见图3和图2）。
1972年11月尼克松竞选连任获胜后，伯恩斯一度转向通胀问题，加大了货币紧缩力度，M1增速从1973年1月的9.3%最低降至1975年4月的3.7%，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由5.5%升至7.0%（1973年7月至1974年9月间平均为10.9%）。到1975年底，美国CPI通胀从12.2%的高位降至7.1%。至此，美联储确信抗通胀工作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1976年是大选之年。到1975年9月，M1增速最高反弹至5.4%，有效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降至6.2%（见图3和图2）。
1976年大选后，美国失业率上升，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为此，伯恩斯继续扩张货币供应。到1978年3月伯恩斯卸任美联储主席时，M1增速为7.4%，比其上任前夕的1970年1月份高出2.9个百分点；CPI通胀6.4%，高出1.1个百分点；失业率6.3%，高出2.4个百分点（见图3和图2）。
据与伯恩斯在美联储共事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回忆，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伯恩斯认为，由于这与货币政策无关，美联储应将CPI中权重超过11%的石油和能源相关产品剔除。接着，针对食品价格飙升，伯恩斯坚持认为，是不寻常的天气导致化肥和原料价格上涨，反过来又推高了牛肉、家禽和猪肉价格。这样，美联储又把权重高达25%的食品从CPI中剔除。接下来的几年里，伯恩斯发现影响活动房屋、二手车、儿童玩具，甚至妇女珠宝价格具有类似的特殊发展趋势。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房屋持有成本的问题。当上述因素都被剔除后，CPI中只剩下35%左右的商品及服务项目，而且指数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伯恩斯的继任者米勒从1978年3月起干了一年多时间，于1979年8月转任美国财长。米勒任内萧规曹随，将M1增速维持在8%左右，通胀持续攀升，到1978年12月达到9.0%。屋漏偏逢连夜雨。1978年底1979年初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3月起，美国CPI通胀达到两位数。1979年8月，沃尔克临危受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货币紧缩，并完成了货币调控框架由数量向价格工具的转型，最终以经济严重滑坡和失业率飙升为代价，成功制服了两位数的通胀。到沃尔克1987年6月卸任美联储主席时，通胀已从其上任时（1979年8月）的11.8%降至3.7%（见图3和图2）。